闖蕩上海灘15年的西方冒險家、全球頂級釀造師、與傳統種植方式堅韌作戰的本土新生酒莊，共同催熱了一個紅酒階層在紅色中國的誕生……
2008年3月6日，中國海關的緝私人員突然造訪了一家叫ASC精品酒業的外資公司的上海辦公室，希望從長年累積的無數票據中，發現其逃稅的證據。這場規模空前的調查行動針對的是那些申報價格偏低的經營葡萄酒進口生意的公司們，作為中國最大的葡萄酒代理商，ASC很自然地成為主要目標之一。不過那天，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恰好不在。海關人員通知說，希望他盡快到海關配合調查。
唐·圣皮爾(Donald St. Pierre Jr)
兩天后，唐·圣皮爾(Donald St. Pierre Jr)回到上海，直接讓司機把他送到了海關辦公室，隨后，他被轉移到位于浦東的一處拘留所。圣皮爾望眼欲穿地等來了律師。“他跟我說的法律，首先我不是很明白；我能明白的部分好像也不是很妙。和律師見面后我感覺反而更糟了，簡直糟透了。”他回憶說。
他的父親—老圣皮爾迅速展開游說行動。他翻出早年間和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朱镕基的合影，以顯示自己與中國政府的深厚關系，并爭取到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和上海總領事過問此案。但事后老圣皮爾卻認為這些舉動可能起到了反面效果：“海關的人跟我說，要是美國政府也介入了，你這輩子再也別想見到你兒子了。”
海關的指控并非捕風捉影。到2008年時，中國葡萄酒市場已經有了許多趨之若鶩的消費者，從事進口生意的公司據估計—呃，沒有人準確統計過—有8000到1萬家。但一位駐香港的葡萄酒分析師發現，法國海關2007年記錄顯示，出口到中國的葡萄酒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海關相應的進口記錄。走私和壓低申報價格入境的葡萄酒可能超過70%，使得合法商人根本沒法做生意。
ASC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1996年4月，圣皮爾父子聯手創辦了這家公司，當年賣掉2.5萬瓶，銷售收入達500萬元人民幣，但卻虧了600萬，累計稅率高達118%。接下來幾年的發展亦困難重重，直到2001年才盈利。之后到2007年，ASC迎來了黃金時代，年收入以43%的速度遞增，以至于ASC當時的市場總監坎貝爾·湯普森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讓輪子不要飛出去了。”時至今日，ASC代理了來自15個國家的100多個酒莊，經營著1200多種頂級葡萄酒。但在這個分散且缺乏監管的市場上，ASC去年的營業額也僅有9500多萬美元。
不過，ASC卻被視為促使中國葡萄酒市場繁榮的主要推手。倫敦著名葡萄酒評論家簡希絲·羅賓遜(Jancis Robinson)說，ASC在今天中國市場的地位，猶如嘉露酒莊(E.&J. Gallo，加州最大葡萄酒出口商)之于美國。ASC的一位競爭對手說，ASC是把紅酒真正引入中國的功臣，否則“這里”一半的人都沒有可能在喝紅酒。
老圣皮爾
在小圣皮爾眼中，他的父親和朱镕基很像。“正直，努力，誠信，工作勤奮，說到做到。”他告訴記者。在締造ASC之前，這對父子做過(或者說考慮過)嬰兒用品、防毒面具、高爾夫球手套、金屬回收、內衣、開心果和槍支零件進口等生意。在更早的1980年代，老圣皮爾在中國的風云經歷是擔任中美合資的北京吉普汽車公司總經理，他大膽寫信給國務院總理反映合資公司問題，并因此與解決此事的中方代表朱镕基結下友誼。之后，老圣皮爾參與了現任亞新科(ASIMCO)董事長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在1990年代試圖整合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的過程。這些故事在潘考夫斯基后來所著的《與龍共舞》和提姆·克里索德寫的《中國通》里均有提到。
老圣皮爾在忙于和中國的汽車業打交道時，小圣皮爾則開始了另一項高風險但利潤巨大的生意：從中國和俄羅斯進口槍械配件和彈藥。1995年5月，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大爆炸案發生數周后，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機構突擊沒收了小圣皮爾的倉庫，并指控其從事陰謀、走私和偽造商品入關。雖然事后小圣皮爾未因此獲罪，但這筆生意也終結了。
懷揣著由此賺到人生第一桶金：200萬美元，小圣皮爾和父親琢磨著下一個大生意。老圣皮爾曾經從中國內地進口了一些用于捆綁葡萄幼藤的木桿賣到美國，既然“摸”到了葡萄藤，圣皮爾想，何不直接賣葡萄酒呢？
在這方面，中國的確是一個幾乎空白的市場。但父子倆對這一行業的知識比還未真正品嘗到頂級葡萄酒的中國消費者好不了多少。所幸，老圣皮爾與前空中客車中國總裁孟高飛(Pierre de Montgolfier)相熟。后者幫其打通了與香檳世家貝靈哲(Bollinger)的人脈關系，貝靈哲當時由香港經銷商兼營內地業務，圣皮爾說服其將內地業務拆分出來由其經營。這對加拿大父子還用自己的這一法語姓氏佯裝出了一個原本并不存在的“圣皮爾酒莊”品牌，從美國加州進口桶裝酒，然后在北京裝瓶。1996年4月，ASC精品酒業誕生了。
如同過去15年ASC所經歷的種種波折一樣，小圣皮爾在2008年3月的這場稽查危機中最終也化險為夷。4月8日，在被關押1個月后，小圣皮爾得以被釋放，但補交了部分關稅和其他費用總計180萬元。度過牢獄之災后，小圣皮爾馬上做了一件事：聘用了一位熟悉中國法律又具有一定背景的前政府官員。
這段經歷讓他想起那個被穆罕默德·阿里擊倒的前世界重量級拳王桑尼·利斯頓(Soony liston)。利斯頓在遇到阿里之前的 9年里沒有輸過一場比賽，但在1964年2月25日的一場比賽中，光芒萬丈的利斯頓卻倒在了正處于上升期的阿里的鐵拳之下。圣皮爾覺得那時候的他就像那個被打得滿地找牙的家伙。
為了紀念這場人生變故，圣皮爾特地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掛著這樣一幅照片：揮動拳擊手套、面目猙獰的阿里以及倒地不省人事的利斯頓，上面有阿里的親筆燙金簽名。“我做夢都想成為阿里。”他說。
圣皮爾無意間趕上了這個中國紅酒時代拔出木塞的時刻。如今，ASC和同樣也是1996年創立的富隆酒業(Aussino)、2001年介入這一市場的駿德酒業一起，成為中國葡萄酒進口代理商的三強。
中國已成為全球第8大葡萄酒消費國，與此同時，舊世界中的傳統三巨頭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消費量卻在萎縮，產量出現過剩。業內稱之為“酒湖”。到2006年時，相當于每個歐洲人倒掉了4瓶葡萄酒。歐盟為此出臺了一個“危機蒸餾”計劃，鼓勵企業把多余的葡萄酒處理成生物質酒精等，讓一些葡萄園放棄種植。正如一名歐洲農業官員所說，只求一個“體面收場”。中國的新富人群則成為這一歐洲生活方式的拯救者和沿習者。去年，中國已成為法國波爾多地區和美國最大的葡萄酒出口目的地。
但在15年前，沒有多少中國消費者了解關于紅酒的正確飲法、專業酒具和品鑒知識，更遑論儲存和收藏。在很長時間里，消費者以為葡萄酒就是甜味果酒的一種，那種俗稱“三精一水”(即一半葡萄汁兌酒精、香精、色素等而成)的廉價葡萄酒直到2004年才正式退出市場。
紅酒知識的紛繁蕪雜以至于在中國甚至成為教育培訓生意的一種。不過圣皮爾是自學成才。他開始惡補葡萄酒知識，拜訪酒莊，向釀酒師學習。但說到底，“喝酒才是最快、最好的學習方法。只有多喝，別無他法”，為此，他一年要喝掉250瓶紅酒。
1997年，圣皮爾鼓起勇氣平生首次參加法國波爾多期酒會，但無人理睬他這個新兵。波爾多的傲慢與勢利令他憤憤不平—瞧得上他并愿意由其代理的品牌不僅屈指可數，連酒店也無人愿意幫忙預定。圣皮爾只能親力親為，最終定下的酒店距離展會車程竟需要一個半小時，房間簡陋得沒有電話，整個酒店連傳真機也沒有。但慢慢地，這個能夠把過剩的法國紅酒賣到中國的年輕人開始在展會上受到青睞。
因為圣皮爾知道在中國拓展業務的秘訣—如果你想在全國拓展生意，則必須建立起全國性的經銷網絡、強大的倉庫以及葡萄酒培訓團隊，這些都很費錢，時至今日，中國也沒有一個覆蓋全國的經銷渠道。
但用于倉儲和冷鏈上的錢非花不可。香港皇冠酒窖總經理，格雷戈里·迪耶布(Gregory De ’Eb)開過不止一瓶1982年的拉菲(Chateau Lafite)，他對名酒是否需要儲存，結論如下：“好酒跟電池一樣，如果儲藏不得法，酒里面的能量就會流失，酒也會就此死去。”
倉庫還不是最令他頭痛的事情，中國人不喝紅酒才是。圣皮爾最初只有兩類客戶：一是夜總會以及高檔零售商店；二是星級酒店，主要消費對象為外國人。但問題是，第一類生意賒賬現象嚴重，回款期有時候長達一年，生意根本無法持續；第二類則銷量平平，單店進貨量很少只有三五瓶，服務要求卻非常高。有時，圣皮爾不得不自己懷揣酒瓶打出租車四處送貨。
環境如此險惡，圣皮爾父子只能硬著頭皮沖。1998年春節，老圣皮爾突發奇想，用禮盒形式包裝紅酒，附贈兩條領帶，購自浙江嵊州的領帶每條成本只有6毛錢。這套禮盒送進普利馬斯特超市，結果整個春節銷量高達20萬套。第二年照舊。這一招就此讓ASC活了下來。
但這場勝利并未持續很久，ASC就再度掉坑里了。ASC大量賒賬給當時風頭正勁的普利馬斯特，但后者卻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ASC因此損失超過250萬元。
ASC公司還有別的麻煩。因上海一家競爭對手的惡意舉報，工商局的稽查員常常不請自到，對其展開調查。這些舉報毫無根據，最終不了了之，但極大影響了圣皮爾的生意。1998年末的一個深夜，圣皮爾走在回家路上萬念俱灰，他向父親宣稱自己將離開中國—“法律不完善，總之，這不是一個正常做生意的地方”。老圣皮爾則警告他“如果離開，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將付之東流”。
思考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圣皮爾又和客戶干杯了。他想起了自己最愛的小說詹姆斯·克拉韋爾(James Clavell)的《大班》，這本冒險小說講述了銀行家史迪克以香港為舞臺所展開的中國冒險故事。圣皮爾可不想做縮頭烏龜。不過到1999年末，這家公司的虧損額超過300萬美元，瀕臨關張。
最終一支香煙挽救了這家公司。老圣皮爾在一次會議間隙走到酒店的陽臺上，注意到身邊還有一個同樣是西方面孔的老外，于是就向后者要了一支煙。此人名叫赫爾諾特·朗格斯-施華洛世奇(Gernot Langes-Swarovski)，竟是奧地利水晶帝國施華洛世奇的家族成員。赫爾諾特對葡萄酒頗有研究，他本人在智利擁有一家葡萄酒企業。兩人相談甚歡，6個月后，赫爾諾特決定購買ASC 49%的股權，ASC的財務危機方才化解。2001年又增持股份到63%。2009年底，這些股份又轉讓給了日本三得利集團。因為這個緣故，老圣皮爾至今不愿戒煙。
此后，ASC開始以每年40%多的速度增長，并逐漸有了不錯的口碑。2007年香格里拉北京藍韻西餐廳開業，向ASC預定了包括拉菲(Chateau Lafite)、木桐(Mouton-Rothschild)等超過60種不同年份的頂級名莊酒，總價值超過530萬。但正當這些酒即將被轉送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倉庫大火毀掉了這一切。為了滿足客戶訂單，小圣皮爾不得不再度在全球重新搜羅這些稀有紅酒。客戶事后才知道，除了火災損失，圣皮爾還默默承受了期間超過30萬元的價格漲幅。
“ASC沒有死的原因是，開始做這個生意就是從生意人的角度，而不是純粹愛好者的角度。”圣皮爾說。
除了應付有關部門的盤查、和客戶打交道、催收賬款外，圣皮爾知道，他還要在教育中國消費者方面下足功夫。2008年5月，ASC邀請到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鑒賞家羅伯特·帕克首次訪問中國，帕克作為世界頭號評酒師首次受到業界關注是他曾神奇般地預見了1982年是法國波爾多葡萄酒史上難得一見的好年份。此后，他創建了簡單明了的葡萄酒評分系統(100分制)，至今為行業所采用。ASC為此在上海和北京各舉辦了一場晚宴，付出2300美元門票的40位賓客在八達嶺長城上品嘗了七道大菜，佐以8款頂級紅酒，每一款帕克的評分都在94分以上，其中4款為滿分。
不過，酒單上并沒有中國消費者最為熟悉的拉菲。在過去幾年中，再沒有比“拉菲現象”更能闡釋中國對紅酒突然爆發的癡迷和狂熱了。6年前，拉菲酒莊的排名在拉圖酒莊(Latour)和木桐酒莊之后，但現在，其交易價格是后兩者的四倍。去年10月29日蘇富比在香港的拍賣會上，3瓶原估價僅6.5萬港元的1869年拉菲紅酒被以每瓶150萬元的破紀錄價格買走。
但具諷刺意味的是，部分消費者對拉菲的追捧恰恰說明其并不懂紅酒。坊間流傳的一個笑話是，一個82年拉菲的空瓶子也被中國收藏者以2000元購下。
拉菲在中國獲得獨步江湖地位的影子推手正是ASC。15年前，ASC曾進口了一批拉菲，戲劇性的是滯銷至1990年代末期方才售罄。但此后，拉菲就莫名其妙地在市場上掀起了一小波購買狂熱。“人們想買它。就像圣誕節最熱銷的玩具。你的兒子想要，而你卻買不到，于是你飛到歐洲把它買回來。就是那樣轟動。”葡萄酒業咨詢機構香港威肯斯公司總經理史蒂芬·威肯斯說。
說起來，葡萄酒代理生意的另一個關鍵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擁有甚至壟斷那些頂級紅酒的期酒。去年，ASC購買了超過1.8萬瓶拉菲。而從今年開始，ASC更成為羅斯柴爾德男爵拉菲集團(DBR Lafite)在華獨家進口及經銷商，可代理銷售拉菲旗下所有產品。
熱拉爾·高林(Gérard Colin)
對于拉菲，熱拉爾·高林(Gérard Colin)再熟悉不過。這位法國釀酒師之前在拉菲酒莊工作過，現在，他是羅斯柴爾德男爵中信酒業(山東)有限公司總經理，幫助拉菲集團在中國建立首個位于山東蓬萊的達到“頭等苑”級的酒莊。2005年秋天，拉菲集團到蓬萊進行考察，結果讓其十分驚喜。之后其在一份對外資料上說：“它已被證明為生產優質葡萄酒最有前景的地區。”2009年3月，拉菲集團和中信華東集團有限公司在蓬萊舉行簽約儀式，為此征地9000畝。
當圣皮爾父子暈頭暈腦地闖進葡萄酒行業時，高林也差不多在彼時開始了闖蕩中國的生涯。1997年，一位名叫鄭飛的香港商人在福州想用濃縮葡萄汁造酒，通過互聯網，鄭與高林談了幾次并飛到法國正式發出邀請。當年8月，高林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在起初的3個月，高林幫助鄭飛籌備酒廠，畫圖紙、安裝、做酒的調制，之后為這個公司生產果酒和白蘭地提供技術支持。一年之后，高林在福建注冊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維吉爾葡萄酒市場技術咨詢公司，提供相關的咨詢和貿易服務。1998年底，廈門百味果公司聘用高林，后來他為該公司制作的多款果酒、果醋獲得了幾個國際獎項。
中國羸弱的葡萄酒產業急需高林這樣的白衣騎士。今年69歲的高林出生在馬達加斯加，有著40多年釀酒經驗的他并不是釀酒世家出身。1960年，其父在波爾多地區的圣戴米龍買下一處葡萄莊園，建起戴西爾酒堡。原本學醫的高林轉而學習葡萄酒釀造學，并于1964年獲得法國葡萄酒釀酒師執業資格和農業化學、葡萄酒釀造學雙學位證書。之后，高林回到自家的酒堡工作。從1964年到1994年的三十年間，他還輾轉于拉菲、木桐等多個葡萄酒企業任職。
今年3月的一天，高林駕駛著三菱帕杰羅顛簸在山間土路上，載著記者前往蓬萊大辛店鎮丘山山谷—拉菲蓬萊酒莊所在地。每一個遇到的村民都跟他很熟絡地打招呼，顯然，他們對這輛車很熟悉。同行的郭棟林指著車窗外一塊一塊平整的土地說：“明年，拉菲酒莊會在這里建好。”按計劃，2015年才能從這片土地上收獲第一批好葡萄，2017年才能釀出第一瓶高品質的紅酒。高林說，這就像十月懷胎一樣，時間無法縮短。
郭棟林曾在蓬萊多家葡萄酒企業任職，現在是當地政府的招商顧問。他與高林的友誼開始于2001年。翌年，兩人第一次聯手促成法國拉莫西果酒公司與煙臺金創酒業合作；2004年，引進法國阿海威葡萄苗木公司與中糧君頂酒莊合作成立國內首家生產優良脫毒嫁接苗木的專業公司；同年，幫助英國Jam tomorrow公司投資登龍紅酒堡；2006年，引進全球最大的橡木桶制造銷售公司戴普托斯(DEMPTOS)落戶煙臺。這些項目讓已經擁有張裕集團的煙臺進一步成為中國的葡萄酒之?都。
穿越法國波爾多并讓其成為全球最佳葡萄種植地的北緯45度線同樣也穿越了中國的寧夏賀蘭山、山西晉中、河北昌黎和山東煙臺。1997年，印尼華僑陳進強和法國人詹威爾(Janvier)選擇在太原市以南40公里的太谷縣共同投資創立山西怡園酒莊。通過詹威爾的介紹，高林于2001年6月成為怡園酒莊的首席釀造師。
制作頂級的葡萄酒不能一蹴而就，一般來說，酒莊需要長達20年的投資回報期。葡萄藤栽下后第四年方可釀酒，釀造拉菲的葡萄年齡大都在45年左右。在美國這樣的新世界，樹齡七八十年的老葡萄藤亦不足為奇，但在中國，最老的葡萄藤僅有二三十年，而且呈零星分布無法進行規模化生產。“樹齡這個物理條件的存在，是中國培養名莊酒不可逾越的門檻。中國出產頂級好酒至少還需要15年時間。”怡園酒莊董事長陳芳對記者說。2002年，陳開始替父親打理這一生意。
高林對改良中國葡萄酒的質量功不可沒。在怡園的經歷是他在中國真正從事釀造工作的開始。每天他開著摩托車到葡萄園，與350多位農民一起工作，手把手教他們。這個法國老頭自己下地干活，而不是呆在辦公室里，讓農民感到很驚奇。做技術指導時，不太會說漢語的高林通過畫圖紙的方式，反復與農民溝通。
在怡園，高林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農戶葡萄種植經驗的匱乏。他堅持一定要葡萄熟到當地人認為“輕微腐爛”的程度才能采摘，憤怒的果農為此還圍攻他和陳芳，把葡萄扔到他們身上。“農民很緊張，覺得再熟下去葡萄會爛掉，他們不理解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才摘，但這就是釀酒業的標準。”陳芳回憶說。
農戶往往錯誤地從種植其他農作物的方法中借鑒經驗—他們更在意產量而不是質量。釀造頂級紅酒的早熟品種黑比諾，時常招來鳥類光顧，產量很低，當地農民不愿意種植只能忍痛砍掉。這些“中國經驗”是傳統農業祖祖輩輩的積累結果，一時很難扭轉。例如，從傳統農業的“經驗”來看，葡萄園的土壤太干了，農戶會不顧警告，夜間偷偷灌溉。為了防止個別農民澆地，怡園員工不得不24小時守在水井邊。由于農戶們對種植中的時效性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而修剪等工作必須在特定的生長期內完成，或早或晚都將是一場災難，怡園不得不建立了每月工作計劃來監控葡萄的整個生長過程。“但是我們可以詳細規定農戶種植葡萄的準則，卻很難讓他們從內心相信這些是種出好葡萄的標準。”陳芳說。
怡園堅持了高標準—其釀酒設備如不銹鋼發酵罐和氣囊壓榨機來自意大利，玻璃酒瓶進口自法國，瓶塞亦由整塊的進口橡樹皮制成，橡木桶來自法國、美國和匈牙利，價值不菲的橡木桶每個超過6000元，每年至少還會淘汰1/3。為了挑選到氣味最相匹配的橡木桶，陳芳曾試驗過全球上百種橡木。
怡園把每畝葡萄田的產量嚴格控制在350到400千克，每根葡萄藤上只允許留下6串葡萄，而國內同行畝產多在2500千克左右。葡萄被確認達到糖酸度的完全飽和之后全部由人工采摘，從摘下、運輸、分級、挑選到除梗破碎被限定在兩小時內。但如此一來，怡園的噸酒成本直線上升，是本土同行的5至6倍。
“中國傳統葡萄產地并不適合種葡萄。”陳芳說，“也很少有人做葡萄酒土壤和葡萄品種匹配研究。”怡園專門有六七個技術人員對此進行研究，一開始，怡園引進了11個葡萄品種，后來淘汰下來只剩下5種。
高質量為怡園贏得了聲譽，并使之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民營葡萄酒生產商。2003年，怡園成為國內首個進入香港半島酒店采購名單的葡萄酒生產商，此后，香格里拉、凱賓斯基等高檔酒店紛紛選購其產品。全球三大品酒師之一的簡希絲·羅賓遜在嘗試了怡園的莊主珍藏系列后曾寫道：“這是我品嘗過的最好的一款中國葡萄酒，即便印上法國‘Chateau’酒莊出產，也不會有人懷疑。”2007年，鴻海科技董事長郭臺銘(專欄)曾秘密探訪怡園酒莊，隨行帶有數瓶產自法國的頂級葡萄酒，盲喝斗酒的結果亦證明怡園品質最佳。
“一開始我也試圖仿照波爾多葡萄園的模式，但很快意識到這是個錯誤。它們已有數百年的歷史，而這樣的積累不是我可以在10年內完成的。”陳芳說，“需要拿出我自己的風格。”
不過陳芳承認，怡園還在做試驗，試圖篩選出能夠出產最上等葡萄的土地，但還做不到一行行篩選。而國外很多酒莊就是通過這樣的篩選，做出不同檔次的酒。
2004年，高林在怡園的合同期滿，澳大利亞人肯特·莫其森(Ken Murchison)接替了高林。但無論如何，這段經歷是寶貴的，高林不僅幫助怡園制造出多款榮獲國際大獎的紅酒，而且培養了數位葡萄種植的行家，其中一位叫梁百基的，目前正在位于河北的中法合作葡萄種植與釀酒示范農場任職。
中國的農民缺乏專業的葡萄種植常識，喜歡“越貴越好”的新富消費者在怎樣消費紅酒方面同樣知之甚少。即使在富豪云集的品鑒宴席上，出錯的狀況亦時有發生。一次，圣皮爾邀請一位波爾多名酒莊主前來中國考察市場以尋求支持。但在吃飯時，這名莊主發現周圍的人竟然用啤酒杯盛酒，并大口干杯，怒火中燒，摔下酒杯拂袖而去。在2007年ASC舉辦的另一場拉圖堡(Chateau Latour)葡萄酒品鑒宴會上，活動開始前，其總裁兼常務董事弗雷德瑞·安吉拉(Frederic Engerer)就發覺口味不對勁，“專業”的醒酒師居然把醒酒的時間弄錯了，原定要提前四個小時醒酒，但在開場前一個半小時才打開。在場的人都沒有發現這個差錯，但法國人卻認為這是對他的最大侮辱。勃然大怒的安吉拉將怨氣撒在ASC負責現場的一個女孩身上，把她嚇哭了。事后，圣皮爾把這名員工送往拉圖堡接受最頂級的醒酒培訓，奇妙的是，居然促成了兩人的姻緣。
類似的尷尬陳芳并不陌生。曾有一位客戶問她，為什么怡園的酒不夠甜，陳一時語塞：“就像你喝了很多年可樂，突然有人問為何它不是咸的一樣，這沒法解釋。”
中國葡萄酒市場近幾年正呈現出不同尋常的啞鈴型趨勢—貴的愈貴，賤者愈賤。這種情況如此不可思議，以至于一位經銷商直言他做生意的秘訣：“在我們的店里，凡是賣不動的，就加價。”在歐美市場，消費者多傾向于10美元以下的葡萄酒，但在中國，紅酒則屬于奢侈品。頂級紅酒的投資收藏熱也方興未艾，2011年倫敦國際葡萄酒交易所發布的“葡萄酒可投資指數”(Investables Index)上升了42%，投資這一液體股票的收益遠超同期的黃金等。中國的需求功不可沒。
帕克訪問中國的時候恰是中國葡萄酒市場走向欣欣向榮的日子。圣皮爾耐心培育著酒迷—在他看來，這些人才是頂級葡萄酒的核心買家，人數雖少卻揮金如土。國泰君安證券投資顧問楊志宏就是在類似的品鑒活動中對葡萄酒的熱愛一發不可收拾。楊這樣描述過去幾年中國市場的變化：“四年前我去參加品鑒會，只有2個中國人，其余全是洋面孔；兩年前中國人則可以湊滿一桌，不過半數來自臺灣；現在半場都是中國人。”
煙臺張裕釀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健估計國內葡萄酒迷群體總數可能超過100萬，這些新富階層多自建酒窖，藏品多達成百上千瓶。“酒迷還會依據葡萄產區、品種等進一步細分，國內消費鑒賞水平也將提升。”孫健對記者說。
紅酒消費熱也帶動了中國買家對酒莊的投資和收購風潮。今年2月16日，中糧酒業斥資億元收購位于法國波爾多右岸的拉郎德-波美侯產區的雷沃堡(Viaud)酒莊，去年9月還并購了智利的一家酒莊(詳情請于Gemag.com.cn查閱《波爾多誘惑》一文)。3月29日，珠寶商人沈東軍成為第5個在波爾多收購酒莊的中國買家。
3月的一天，記者造訪了ASC在上海的總部，走廊里凌亂地堆滿了大小各異的酒瓶以及尚未拆封的松木箱，圣皮爾的辦公室地板上碼放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開瓶器、冰鎮器具、醒酒器和專業品酒杯。墻壁上掛滿了照片，其中一幅是他與羅伯特·帕克大快朵頤的場景，被鑲嵌在一幅巨大的酒單和菜單中間，那是由鮑魚、蟹、雪花牛肉以及七款不同年份的頂級葡萄酒所組成的令人難忘的盛宴的一部分。“15年來，什么時候是ASC最好的年景？”記者問他。“當然，是現在。”圣皮爾回答說。
